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框架、困境与愿景

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框架、困境与愿景

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框架、困境与愿景

刘 晓 陆宇正

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主题,教育现代化是优先发展教育的不竭动力,而全力推进落实职业教育现代化,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其中要求“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1],这对未来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作出了宏观指导。与此同时,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促使现代技术在各个领域得以广泛应用,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转变,现代技术在摒弃规则性体能劳动和规则性智能劳动的同时,也在重构职业教育的学习方式、学习空间、专业课程体系以及组织管理机制,正逐渐解放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升教学和学习效率。由此,职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能继续沿用工业化时代的传统思维,必须形成与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全新发展模式与管理方式。这就要求职业教育既要通过技能积累、教育普及和技术创新服务国家现代化,又要通过职业体验、技能传承和价值传递助推“人”的现代化[2]。对标《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教育现代化的要求,可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现代职教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等角度探析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也只有厘清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内部逻辑框架,正视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才能在未来实现职业教育的体系化、科学化发展,这也是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水平的应有之义。

一、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框架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兴起,信息产业技术日益成为我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传统职业教育向现代职业教育变迁的整体过程,为了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可从多维度出发构建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逻辑框架,见图1。

(一)职教体系:从“传统”到“类型”的跨越式发展

“类型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理念。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坚持人才培养与职业培训并举,在不同阶段侧重发展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逐渐形成面向人人的开放式终身教育。2009年1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以下简称“职教20条”)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3]。“类型”身份的明确意味着职业教育要通过构建各要素达到现代化水平、自身学制逐步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以此来获得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地位,这也是当前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核心任务与逻辑主线[4]。一方面,从职业教育办学定位看,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身份明确了其在院校办学、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制订、课程与教学计划安排等方面的定位,这要求职业教育开始从重视可量化的技能操作,转向重视职教人才问题解决、自主学习、适应社会等隐性能力;另一方面,从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看,其为各层次劳动者提供了结构优化的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不仅延续了在传统意义上所具有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作用,而且还在不断优化教育结构,要求保持高中阶段普职比大体相当,扩大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招生规模,巩固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同时,现代职业教育要求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积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探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开发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潜能。除此以外,现代职业教育还积极探索学历教育与继续教育的有机衔接,支持终身职业生涯发展,着眼于广大社会底层群众,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现代职业教育,打通技术技能人才持续成长的通道。

(二)产教融合:从“合作”到“互融”的深度化进阶

优化职业院校产教融合的政策环境,创新产教融合模式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增强职业教育经济功能和育人功能的必然要求。当前,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力量共同努力,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但也出现了“职业院校偏重自身发展”“企业方面缺少动力”“产教供需的双向对接困难”等问题[5]。这说明我国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还未得到真正深化,许多工作还停留在表面的合作上。随着产业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大智物移云”技术使信息技术与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交融渗透,不仅掀起了新一轮的产业变革,也使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广泛渗透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程度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准。人工智能、3D打印(增材制造)、超材料与纳米材料等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推动传统工业体系分化变革,将重塑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国际分工格局。新能源革命正在改变现有的国际资源和能源版图,而数字技术与文化创意、现代数字媒体技术等技术产业逐渐成为促进优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智力密集型产业[6]。由此可见,以新兴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正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未来全球的产业发展会将重点放在智能制造业、交叉行业以及混合行业等产业之中,传统产业正面临着全球要素的重新分配与布局,以知识、技术和智能资源为支撑的新产业将成为经济现代化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2035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胜期,也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因此,现代职业教育要按照不断加速升级的产业结构要求,按照新职业与新机制的要求做好人才培养的对接,联合行业企业与社会力量,整合好校园与企业的各项资源,推进和实现新时代职业教育的现代化。

(三)人才培养:从“隔断”到“衔接”的创新性提升

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阵地,同样承担着全面培育现代化职教人才的重要使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指出,要提升一流人才培养与创新能力,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标准、评估等方式,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比重。当前,生产工艺的升级和岗位工作的迭代影响着职业教育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而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各个行业的生产组织方式。随着新技术的大面积投入与应用,整个产业链的生产组织方式会发生突破性的改变。以智能制造业为例,智能化生产的实现主要依靠两方面的技术,一方面,应用物联网技术将资源、信息、物体以及人员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起一个庞大的信息物理系统,并用智能控制生产过程;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手段灵活配置生产资源,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进行差异化管理,以替代传统的固定式流水线生产。这种生产系统将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工作过程、工作模式、技能操作、工作性质等方面产生根本性影响,从而改变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此,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要更加畅通人才培养路径,并融入面向全民的、终身学习化的现代教育体系,与全面普及的高中阶段教育以及竞争力显著提升的高等教育实现有效衔接。在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中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将有效对接岗位人才需求,形成“中职—高职—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为主线的多层次培养衔接模式,畅通人才培养的立交桥。在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国家学分银行制度以及国家学习成果认证制度,以促进各类教育的衔接发展,为职教人才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四)社会服务:从“单一”到“完善”的多元化延伸

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指的是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和受教育者的能力,而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面向2035年“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显著提升”的建设目标以及“要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不仅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改革的必然追求。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办学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因此实现职业教育服务能力的现代化提升,不仅要使职业教育继续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还要聚焦职业教育的服务内涵,打破服务对象的单一化倾向,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具体而言,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要由向教育外部服务为主延伸到教育内部,增加对中小学教育和职业启蒙教育的服务内容;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的培训功能,在培训的管理体制、管理范围、督导监督等方面制订详细的规章制度;在服务对象上,从单一的技能人才拓展到军人和农民等群体[7]。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旨在聚焦职业教育服务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服务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的能力,为打造技术技能强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二、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困境与挑战

面对产业发展和工作岗位的变迁,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职业教育在培育技术技能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技能人才培养规模不断扩大,产业工人对接产业程度日益加强,劳动者福利待遇不断提高,这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柔性支持[8]。但对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提出的目标,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还存在诸多掣肘。

(一)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构建仍待完善

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不仅要拓展并畅通职业教育中不同层级的教育,还要处理好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关系,将其完善成一个有机统一、相对完备的教育体系。然而,在现实的体系构建中却出现了一些不适配的问题。

首先,普职教育的融合在横向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社会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认同度反差较大,融合渠道不够畅通,普高与中职之间校内和校际的联合与畅通整体规模不大,有些地区还处于试点阶段;职业院校面向中小学开展职业体验活动还未全面开展,其在普职合作共同推进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体验中的作用未能真正发挥,使得“职业日”“职业活动周”等活动的开展浮于表面;应用型本科的兴办才刚刚起步,与普通本科的校内和校际融合亟待解决[9]。其次,职业教育体系的纵向衔接不畅。中职和高职条块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职业教育没有完全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学位体系,使职业教育对技能人才培养的连续性受到限制,不利于中高职平等的沟通协调,使中高职衔接在招生、培养、教学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具体表现为招生升学考试的“重文轻技”、衔接课程的“反复冗余”等[10],导致高层次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降低,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统招专升本、国家成人高考等形式进入本科院校继续深造,这将阻碍现代职教体系的运转。再次,职业院校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职业培训的主要场所,过度重视学历教育,缺少对社会职业培训的关注,职业教育在职业培训政策目标与培训实际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使得职业院校很难满足劳动者在重点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对技术的提升需求。

(二)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开展不够深入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受到外部因素制约,总体呈现发展不均衡、融合不深入的问题。

首先,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品牌意识。许多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出现了结构趋同、特色不鲜明等现象,与产业岗位的吻合度与适应度不高,使得职业院校所培养的技能人才无法较好地适应产业的现实发展需求,导致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其次,企业对接职业院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产教融合动力不足。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数据,在高端装备领域,我国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和70%的汽车制造关键设备及先进集约化农业装备仍然依靠进口,中国装备自给率虽然达到了85%,但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在中低端产业中就业的工人仅需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岗,大部分产业工人并不需要具备非常专业的劳动技能,外加大量中小型企业的生存压力较大,盈利的不确定性较大,导致这些企业参与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动力不足。最后,校企之间的资源互通配套机制有所欠缺,存在共享不对称的问题。从科研与技术资源来看,职业院校在科研与教学方面拥有优质资源,行业企业因立足一线,往往具有技术优势,但由于职业教育领域的科研资源主要以学科专业划分,并未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适时调整,很难与基于生产需求的企业形成协同合作,各项资源很难真正做到深度整合,导致校企双方无法利用好各自的资源优势;从人才资源来看,职业院校教师可进入企业实践,企业专业人员可进入职业院校进行教学指导,但在人才流动的实际过程中,教师实践更偏向于理论方向的发展,企业专业人员缺乏教学动力,人才资源互换的优势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产业智能化发展与现代人才培养存在隔阂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使岗位中出现了高度去分工化的倾向,传统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工作场所,换言之,新技术要求现代职教人才具备更强的职业迁移能力,要能够适应更加复杂的工作情景,同时也要具有自主适应新环境、自主学习以及将已有知识综合应用到岗位实践中高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而,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在培养目标定位、培养方案制订以及信息化素养的养成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业态,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仍无法契合新时代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转变,职业院校在培育人才过程中过度关注学生的技能水平,忽视了学生应有的综合素养,使职教人才存在技能与素养之间的失衡,大大降低了他们灵活地、创新性地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其次,传统单一的人才培养路径已无法适应职业教育的现代化需求,出现了教学内容常规化、教学过程简单化等问题,很多职业院校教学仍采用传统的“课程+实践”方式,课堂教学以理论学习为主,实践活动以短期职业体验为主,教学过程缺乏高度的灵活性,无法满足学生创造力、解决问题等复杂能力的培养需求。最后,在信息化时代,现代职教人才综合素质的提升离不开具备良好信息素质的师资队伍。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现有的信息素质难以为继,如信息辨别、获取、处理、加工信息等能力,综合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无法给予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强有力的支撑。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不少教师出现“技术麻痹”现象[11],阻碍了教师学习并运用信息技术的兴趣延伸。

(四)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近阶段,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职业院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融性得到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与现代社会的依存关系愈发紧密。《从职教大国迈向职教强国——中国职业教育2030研究报告》显示,到2030年我国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会达到5.05%、32.58%和62.37%[12],产业结构升级将会使服务业成为我国的主体产业,这要求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要紧密对接关键产业和各个产业中的关键领域,为我国产业走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但是,职业教育社会服务内生动力不足却成为制约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从社会服务意识缺乏的历史根源看,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部分职业院校的办学意识中还存在“重理论灌输、轻技术应用”的倾向,对社会服务的价值认知度较低,缺乏积极参与社会服务的主观能动性。大部分职业院校没有定位好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对于敏锐地捕捉“一带一路”建设、精准扶贫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社会诉求存在一定困难,很难获得相应的社会服务机会和资源支持。与此同时,在技术与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进程中,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正在加剧,这便要求职业教育扩展受教育对象范围,由过去适龄学生的培养拓展到贯穿职前培养、在职培训以及老龄人口社区教育等覆盖人的终身发展[13],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自身专业服务能力有限,缺乏同社会企业、成人教育学校紧密衔接的体系与机制,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终身化发展,学历教育与社会服务齐头并进的培养培训模式没有建立,现代社会中多元化的终身教育体系亟待建立。

三、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愿景与走向

面对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的涌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为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描绘了未来愿景,为中国职业教育加快转变改革进程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战略参考。因此,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要拓展和丰富职业教育内涵,增强教育与产业的联动,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努力适应并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一)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拓展和丰富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功能

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职业教育内部衔接、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地位是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策略。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构建职业教育科学化、体系化、终身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在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初期,可以依据学科内在规律构建严密的逻辑体系,以自上而下的“内生式”范式来建立职业教育体系,但在新时期,为解决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基于问题导向的“外孵式”范式来重新构建[14]。因此,要在充分调研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激发现代职业教育活力,建立政企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其次,职业教育现代化还要打造一条针对技能人才发展的培养通道,必须实现职教体系内部的衔接以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有机融合。对于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教育,职业教育必须解决内部各要素、各阶段衔接不畅的问题,从战略规划到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实现中高职一体化发展,将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系统链进行思考与布局,明确中职教育的基础性技能学习模块任务和高职教育对学生高技术技能的培养任务;对于普职融合,要在基础教育阶段融入“职业意识”“职业理想”以及“职业价值观”等内容[15],完善好中小学的职业启蒙工作,为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打好基础。

(二)开展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增强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的联动耦合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旨在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聚集和整合职业院校与区域产业中的特色优质资源,实现创新式人才培养。首先,要形成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为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发挥舆论引导职能,既要重视企业文化对职业院校文化的熏陶,也要关注院校文化在企业中的延续,通过树立教育品牌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改善生源状况,提升自身社会美誉度。其次,专业建设要与产业调整逐步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格局。要依据产业塑造专业,专业建设不仅要利用好区域内既有的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同时要立足产业集群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利用院校内部的教学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技术资源等促进新的产业集群发展,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的联系。最后,要创新多维度的产教融合治理机制,增强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需要多方主体参与,因此需要在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层面明确职业院校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划分、维系多方关系的制度保障,积极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职业院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扩大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16]。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要深化对产教融合的“放管服”改革,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降低职业院校进行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准入门槛与办学成本,明确相关文件政策的实施,破除产权结构存在的不合理障碍,健全相关激励机制。

(三)创新系统化人才培养路径,满足学生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

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系统化体系,是实现各层级职业教育贯通衔接的重要手段。从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出发,新时代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有宏观全面的顶层设计,还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成长。一方面,要建立层次衔接的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和专业技能培训平台,实现人才培养的系统化。国家要充分发挥专业目录动态增补机制的作用,通过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完善课程衔接等方式,优化专业结构与层次,并以国家资源库建设为契机,打造专业技能培训平台,转变教育模式并开展多种形式的非正式学习,实现标准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以及中高职教育的衔接。另一方面,教育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职业教育要立足“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满足职教学生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不仅要以“专业衔接”替代“班级衔接”,打破自然班级界限,以对接专业作为衔接通道,学生只要完成低阶学习任务满足转段要求,就可转入高阶对应专业,使分段培养更加开放畅通,而且要积极推行“1+X”证书制度,强调“X”的重要性是重视培养学生参与职业活动以及职业发展所需综合能力的体现,是职教应有的特色,分段培养应以“1+X”证书制度的内涵要求为导向,为学生提供双证毕业、单证结业、达标转段等多种出口[17],增强人的全面发展能力,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多途径成长搭建“立交桥”。

(四)进一步挖掘服务功能,将职业教育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对接

目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理解仍停留在狭义的学校职业教育系统内部,涉及的内容仍然围绕着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和办学模式改革,需要重新审视和挖掘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内涵、价值与功能。首先,要实施职业教育技能提升计划,将在职员工、下岗职工等纳入庞大的就业保障体系,狠抓就业“六稳”和“六保”各项政策和举措的落实落地,为社会再生产和人力资源再开发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也为社会提供强大的就业保障。其次,要有选择性地扩大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结合各个院校的办学与招生实际有选择性地进行生源分配,注重向一些较为弱势的高职院校倾斜,提高职业教育整体的办学水平。再次,加大职业教育扶贫攻坚力度。职业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教育公平又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因而在“精准扶贫”“教育扶贫”以及“免费职业培训”等扶贫协作框架下,现代职业教育应主动服务国家扶贫攻坚,通过建立对口援助关系,全面实现区域之间的职业教育结对帮扶,并通过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农村富余劳动力等提供公益性培训,形成精准脱贫与职教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现代化是经济繁荣、产业升级、人才提升的重要表征。迈入2035年,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将会为国家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这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在新时代的发展潮流中,构建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广大劳动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增强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的联动耦合,使职业教育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努力将职业教育打造成现代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实现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人本、更加平等、可持续发展,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前进目标。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20年第33期

引用格式:刘晓,陆宇正.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框架、困境与愿景[J].职业技术教育,2020(28):40-45.

本文由:全民职教 发布于:2021-01-02 01:58:18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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