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职院加挂中央职业教育改革实验学校?

我在《职业教育最大成就:可能非类型教育,而是校企“分裂式合作”体系。2021:艰难开启“不折腾”新纪元》等文中一再呼吁建立中央职业教育改革实验学校,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虚妄之念,希望渺茫。然位卑未敢忘忧,虽处江湖之远,也希望能像萤火虫那样发出应有的微弱之光。

我之所以执着于此,是因为和许多人一样都深知:今天的职业教育并不缺少“先进理论”,而是缺少对“先进理论”的应用与检视。从1866年所谓的第一所职业学校诞生到今天一个半多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我们一直都在借鉴学习西方的职业教育理论。坦白讲,我们今天的理论,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上个世纪初职教先贤们探讨和论争的范围。

2004年,当我攻读职业教育硕士学位时,有幸听过赵志群教授的课。那时,他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讲课时充满激情,有着极快极流利的语速。我们使用的教材是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习新概念》。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下面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在中国,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改革设想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流产,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改革探索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如教育培训中许多国际上通行、被证明为先进的课程模式和培训方法,或者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无法在国内推广,或者为“适应中国国情”而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在这本书里的前言,我同样记忆如新的,还有这样一句话:“洋为中用”是本书的宗旨。书中的内容不是对国外经验的简单概括和描述,所提及的理论和一些具体做法,在中国几乎都有成功的案例。在每一章后都附加了一些中国成功的案例以飨读者。的确,书中几乎每一章后都附有案例,但在“课程”最为关键的这一章后,却附的是一篇有关课程改革的历史资料。当时我很疑惑,难道这最为关键的“课程”就是前边说的“几乎”之外吗?从2004年到今天,时光又悄悄滑过将近十六七年了,进入天命之年的赵老师,又会作如何感慨呢?

“演讲的专家高谈阔论,但并不针对老师们日常关心的问题和实际需要。专家的演讲极少能够真正帮助老师提高。当我在乡镇和农村的幼儿园走访时,经常听到幼儿园老师对教改的意见:你们说的我们都懂,可你能做出来给我们看看吗?”

这是一个外国人有关我国学前教育研究的一本专著里的一段话。这样的话,这样的反问,在职业教育界也并不陌生。一线老师觉得专家的理论不切合实际,专家觉得一线老师思想保守。这种隔阂,实际上是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今天和未来的差距。如何弥合这种隔阂,如何在这些差距间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呢?

在这一个半多世纪里,顶尖的职业教育专家都在醉心于理论和体系的构建。这种研究风气产生的一个伟大成果是:研究者凭借着“职业教育”一词的模糊性,成功地把它的疆域拓展到了专科、本科、以及专业硕士博士层次,建立起了一个和普通教育平起平坐的“双轨制”体系。这个体系今天被称为“类型教育”。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神话”。

然而,在微观领域,正如我前边所说,我们很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初。这可能是一个悲观的判断,实际上我们现有的各种职业学校,都是西方理论本土化的结果。特别是被职教理论界所忽视的技工教育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的德国双元制。可能,如今职教理论界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消化掉它所构建的“体系神话”。比如:它必须回答,什么是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它和应用型本科到底有什么区别?而要进行这些回答,就不能再停留在“理论的演绎”,而是需要“实践的归纳”。

毫无疑问,在所有的高等层次职业学校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王座。它甚至被誉为职教界的清北。但是,提到深圳院,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评判:深职院模式没有推广价值。我理解这样的评判,因为它符合教育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产物这一教育学最基本的定律。但是,这也恰恰突出了深职院模式的独特价值。深职院的生长环境是经济特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而这一特质就给它注上了实验的性质。深职院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为社会输送了多少人才,还在于它的实验和示范。所谓实验和示范,就是它要成为探路者,成为标杆。自然,它的经验不可能被迅速复制,但它可以被无限靠近。它和其它各地院校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指引,一个方向,一个标杆。

可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常常醉心于宏大叙事,对它的实验性质关注得太少了。因此,建议在深圳院加挂中央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学校牌子。希望全国最顶尖的职教专家和青年才俊,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把研究的重点转向“案例研究”,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在深职院,及时把它的经验总结出来。所有重大的改革,例如1+X证书,都应该在这里先行先试验,然后再进行推广。应该把深职院打造成职业教育连接我国和世界、理想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今天和未来的桥梁。

实际上,深职院已经在无形地承担实验学校的职责,比如四年制高职的实验。如果我们能对这一实验结果进行诚实的分析,就一定能回答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可惜的是,今天的理论界好像似乎没有注意到这场实验的存在。因此,给深职院加挂一个中央职业教育改革实验学校的牌子,是为了强化它的实验功能,使它更能够按照实验学校的角色主动进行内部调整建设。比如,为了满足各种试验的要求,它应该包含各种层次,不但要有专科、本科和硕博研究生,还要有中职、培训。我国第一所职业学校马尾船政学堂,就是这样一种混合学校。今天的所有教育因素,几乎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我知道,我的这个建议,或许仍然是个虚妄之念,仍然是一个乌托邦。因此,我最后想强调这么一句:各位同仁们,在我们成功地构建起了令世界惊叹的“体系神话”后,我们的研究目光是时候该从“庙堂宏论”转移到“街谈巷议”了。我们的科研政策和学术期刊应该支持和鼓励这种转变。这是职业教育研究进入“以质图强”新时代所必须的姿态。前边我所提到那位外国的学前教育研究者,对我国的一所幼儿园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追踪研究,而我们的科研导向似乎并不支持和鼓励这种研究。

可能,这就是我唯一所要表达的。

尽管,这仍然是一个虚妄之念,一个有点可笑的乌托邦。

本文由:全民职教 发布于:2021-02-27 01:58:11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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