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浩 等丨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的结构与关键制度

谢浩 等丨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的结构与关键制度

【刊载信息】谢浩, 许玲, 李炜. 2021. 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的结构与关键制度[J]. 中国远程教育(11):22-28.

【摘要】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改革面临新挑战,需要构建新的治理结构、搭建新的制度环境以提供支撑。本研究基于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双轮驱动的新定位,依据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互联网时代教育的基本规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根本目标,尝试构建了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的基本结构,即政府主导、学校自治以及行业企业和社会第三方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结构,并进一步明晰了治理结构调整的三项主要任务。根据“结构+制度”作为完善治理体系的建设内容,提出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所需的关键性制度,即质量保证制度、资历框架制度、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和学分银行制度。文章期望提升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的治理能力,为“十四五”时期高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治理结构;互联网+教育;高等继续教育;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制度;终身学习制度

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发挥在线教育优势,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推进高水平大学开放教育资源,完善注册学习和弹性学习制度,畅通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转换渠道”。高校网络教育由于其以在线教育为主要教学方式,以及主要面向社会提供继续教育服务的任务,必将承担起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和开放大学教育资源的重要时代使命。这也为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

本研究通过对网络教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提出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两个服务”新定位的改革方向,以及“网络教育人才培养新理念和新模式、网络教育供给服务新模式、网络教育新体制与新机制”三个创新着力点。其中“两个服务”新定位是指:其一面向校外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将网络教育由六类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形式之一转变为“推动(六类)高校继续教育形式融合与体系重构”的核心;其二面向校内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服务,为校内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支撑和推动力(陈丽, 林世员, 赵宏, 等, 2021)。定位的转化对国家高等继续教育治理体系和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一是顺应函授教育、业余教育、成人脱产班、网络教育、开放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六类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形式逐步融合的趋势(邬越, 2020),政府的治理方式将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二是网络教育在高校内部定位的变化,在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同时,也将推动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陈丽, 林世员, 赵宏等, 202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教育委员会也认识到:“算法推荐、平台帝国主义和当前数字基础设施的治理模式对将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持续存在提出了巨大挑战……教育数字化和‘混合’学校(‘hybrid’ school)都将作为未来教育重点关注的主题。”(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s of Education, 2021)高校网络教育天然所带有的技术基因为未来教育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实验田”,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也将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方向性的指引。

一、

传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的主要特征

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得以进一步完善,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协同”这一基本范式(陈进华, 2019; 王浦劬, 等, 2019)。治理结构研究的核心在于厘清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和治理方式。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是指以高校网络教育为治理对象,各类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以及各类主体对高校网络教育所采用的治理方式。传统的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是将高校网络教育单独一类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形式作为治理对象,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政府治理侧重以“收”为主

自1999年启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高校网络教育试点工作,教育部先后批准了68所高校开展网络教育。经过20多年发展,高校网络教育成为我国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继续教育办学形式(林世员, 等, 2021)。期间共经历了快速发展、规范管理、政策调整三个阶段,其中规范管理阶段时间跨度最大(陈丽, 等, 2019)。根据课题组对41份现代远程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有大量文件是限制性政策,大部分都是针对办学中出现问题时发布”,其中“强制命令”“实施处罚”的强制型政策内容单元达到172处,总体占比47.77%(赵宏, 等, 2021)。政府对于高校网络教育的治理表现出以“收”为主的特征,如控制招生规模、限制招生对象、控制校外学习中心审批、严把出口关等。

之所以出现政府在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中采取以“收”为主的策略,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前期对于网络教育基本规律的认识不足,依然采用传统学校教育的办学方式进行生搬硬套,势必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二是网络教育发展的二十年正处于我国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阶段,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15%,进入大众化阶段,2020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进入普及化阶段(朱永新, 等, 2021),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学历补偿的历史使命快速完结,导致办学质量的调整速度无法跟上公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化速度,因此造成高校网络教育认可度与其他学历继续教育形式相比偏低的现象(李爽, 等, 2021)。

(二)学校治理长期以“放”为主

高校对网络教育治理呈现“放”的特征,不仅仅是指部分高校前期不断“放大”网络教育的招生规模,更重要的是指高校普遍对网络教育不够重视而采取相对“放任”的态度。将网络教育定位为六类继续教育办学形式之一,高校内部治理也必然是将其划入相应的继续教育学院,作为学校社会服务机构进行管理,与校内人才培养体系相比较则采取了“放”的管理方式。长期以来高校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主要业务,对于成人继续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较弱,也导致了对于网络教育重视程度不高,因此在二十年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乱象,如:个别试点高校甚至把网络教育看成创收的途径,轻视办学基本条件和资源建设投入,影响了人才培养质量和网络教育的社会形象;有些高校网络学院办学和校内教育脱节的问题突出,重视社会办学,忽视校内服务,部分高校甚至未将现代远程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规划和校内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陈丽, 等, 201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内部治理的“放”也是导致政府层面对网络教育治理“收”的原因之一。

(三)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治理

政府在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中积极引导行业和社会参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将之作为高校网络教育的行业组织,借其组织各办学主体开展交流、协作等活动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其参与政府决策的功能;二是积极探索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避免办学主体的重复建设,依托广播电视大学覆盖全国城乡的办学体系,探索市场化运营的机制,以第三方服务的方式支持众多高校网络教育办学机构开展业务,创建了公共支持服务的新模式;三是校企合作机制的探索,试点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引进企业技术、资源和资金,在经费多元投入模式的探索、技术平台的开发、管理模式的创新、质量保证机制的健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

新时代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的原则

(一)把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高校网络教育的治理是教育治理的一个具体领域,应当遵循当前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方向。同时网络教育也是一种全新的办学模式,应当走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前列。《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四个要点,即提高教育法治化水平、提升政府管理服务水平、提高学校自主管理能力、推动社会参与教育治理常态化(中共中央、国务院,2019)。教育领域的治理现代化有别于其他公共服务或市场领域,其中对于政府的要求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更应该是政府发挥核心主导作用,转变政府职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教育治理中的整合者和构建者的作用(周洪宇, 2019),尤其是处理好政策与共识的关系,突出制度的主导性(郝德永, 2020)。相较于其他层次和类型的学校,高等学校的自主管理能力相对较高,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也更为复杂,因此在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变革中,高校内部的网络教育治理体系变革占据重要的地位,厘清政府与学校在网络教育治理结构中的关系也是治理结构变革的重要一环。在政府与学校两个主体之外,企业、行业组织、学习者个体如何常态化地参与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也是重要的改革内容。

(二)符合互联网时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学习者的需求变得更加开放、灵活、弹性和个性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互联网时代教育的变革提供了技术支撑。网络教育不仅仅是随着技术发展诞生的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同时也代表着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在形式变化的表象之下还孕育着互联网时代知识观、教育本体论等教育基本规律的深层次变革(陈丽, 逯行, 郑勤华, 2019; 王志军, 等, 2019)。其中,教育治理的变革与互联网时代知识主体的多元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知识生产主体多元化和知识传播主体多元化影响着教育治理多元主体的结构以及教育治理对象的变化(谢浩, 等, 2020)。因此,高校网络教育的治理变革既要探索符合互联网时代教育规律的新型治理方式,也要充分考虑互联网教育基本规律变化带来的治理结构变化。

(三)面向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根本目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作为教育体系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强调“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终身学习理念的核心在于打破了传统学校教育体系下学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正规、非正规、非正式学习也进一步拓展了学习的多样性,因此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破国民教育体系与继续教育体系之间的壁垒,构建全新的终身学习制度体系,以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的创新(张伟远, 等, 2021)。仅仅依赖传统学校制度体系、以学习时间和学习地点来衡量学习资历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终身学习发展的需要,引入成效为本理论,即以学习成果作为学习资历认可的标准成为当前全球发展的趋势。近年来关于学习成果对政策改革的影响、对教育和培训管理的影响、对教学法的影响的研究已经进入实证研究和实践探索阶段(CEDEFOP, et., 2019)。

三、

“双轮驱动”新定位下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

本研究所提出的高校网络教育“双轮驱动”新定位,其中的一轮是指延续高校网络教育面向校外提供继续教育服务,另一轮是指高校网络教育需要承担引导校内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任务(陈丽, 林世员, 赵宏, 等, 2021)。定位的变化代表治理对象发生了变化,相应的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更新和调准。结合以上治理现代化方向、互联网教育规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目标三大原则,治理结构的调准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明确政府治理主体的任务,遵循当前“放管服”的改革原则,理顺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思路,搭建面向未来、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制度环境,实现更加高效的监管;其次,双轮驱动的定位,难点在于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特别是如何实现校外、校内教育的融合和相互促进,更加有效地实现优质资源向社会的开放;最后,合理定位行业、企业以及第三方社会机构在网络教育治理中的地位,完善多元治理结构。本研究设计了一个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图

(一)政府制定标准搭建制度环境

首先是完善的质量保证制度。质量是当前高等继续教育质量发展中的生命线,政府职能要从“事必躬亲”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为以质量监管为主要任务,必须依赖完善的质量保证制度和相应的体制机制。另外,高校网络教育一直承担着继续教育的重要任务,继续教育体系的发展是当前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搭建终身学习制度环境是当前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因此搭建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制度支撑环境需要在终身学习制度建设的大框架下来完成。结合国际和国内经验,以资历框架为标准、以学习成果认证为核心、以学分银行为平台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体系是我国教育治理体系创新的重要方向(张伟远, 等, 2021)。通过资历框架制度建设,为各类学习成果认证以及网络教育质量保证提供基础性、通用性的标准;通过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建设明确高校作为学习成果认证的主体,为高校开展学习成果认证工作提供激励机制;通过学分银行制度建设为搭建学分积累转换的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政策依据。以此实现双轮驱动下高校网络教育的治理体系正常运转,在高校网络教育领域探索学校教育制度和终身学习制度的融合发展。

(二)调整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高校网络教育长期所受诟病的原因之一是教育质量与全日制教育质量差距过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内部管理体系中继续教育与全日制教育的脱节。为实现继续教育与全日制教育质量的“实质等效”,须打破现有继续教育部门独立于学校教务体系之外的现状,重新调整网络教育的管理部门和管理职能,让学校教务部门、信息化管理部门全面参与网络教育管理过程,尤其是在网络学历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招生管理、教学实施等各项工作中,应保持与全日制相当的水平和标准,实现一体化管理。在原有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基础上,重构终身学习管理部门,将其核心职能定位在两个方面:一是面向在校学生(含网络教育学习者)、校友和社会成员开展各级各类学习成果认证,以及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二是发挥学校优势学科专长,面向社会开展各类非学历的终身学习服务(根据学习者需求也可以申请进行相关领域学历教育学分认证),进一步向社会开放高校优势资源。

(三)推进校企合作与行业自治

高校网络教育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校企合作与行业自治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接下来应进一步发展并完善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多元参与的治理结构。首先,应进一步明确“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作为行业性组织的定位,随着网络教育规模的扩展吸纳其他非试点高校、互联网教育企业等机构,搭建网络教育实施机构的交流平台,行业力量积极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其次,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政府购买、校企合作等方式构建公共技术平台、校外学习中心体系等;最后,依据国家制定的学分银行制度搭建学分银行公共技术平台,构建学分银行体系。

(四)引入社会第三方参与质量监管

第三方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工具(陈潭, 2017),由第三方机构承担部分政府委托业务是实现社会参与多元治理常态化的重要路径。质量保证一直是网络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关注问题,国内部分网络教育机构已经开展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建设,教育部也建立了统考制度、年报年检制度等外部质量保证措施。但由于缺乏国家统一的质量标准,系统性的质量保证体系尚未建立。尽快建立资历框架制度,颁布国家层面的通用标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网络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由政府委托社会第三方机构开展定期评估,并建立相关准入和退出机制,由全面质量管理方式替代传统的行政审批方式,以此发挥政府在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中的监管作用。

四、

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

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长远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在延续和改良过去已有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探索新机制、新方法,循序渐进地完成,具体包含以下三项主要任务:

(一)校外:整合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形式

当前高等继续教育面临的紧迫问题在于各类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形式的融合。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高等继续教育已经完成了学历补偿的历史使命,多样化的继续教育方式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大大降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成为主流,也淡化了各类继续教育形式上的区分度。如果不考虑招生计划的行政命令控制,函授教育、业余教育、成人脱产班、网络教育、开放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整合六类继续教育办学形式的融合已经成为当前的大势所趋。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现存的多种学历继续教育形式进行改造,形成统一的“互联网+继续教育”模式,建立注册入学制度,统一入口遴选方式和标准;实施弹性学分制度,教学实施线上线下结合;建立学习成果认证制度,统一出口门槛,真正建立“宽进严出”机制。

高校网络教育试点工作已经开展了二十多年,一直限定在少数高校开展,其间也有个别高校停止了网络学历教育的招生。这从某种意义上是出于“保护”网络教育质量的考虑,但也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互联网时代新教育教学方式的发展。在建立较为完善的外部质量保证体系的基础上应加强网络教育办学质量的监管,建立相应的办学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由试点工作转入正式运行,鼓励更多的机构采用网络教育的方式开办高等继续教育。

(二)校内:服务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加速了网络教育融入高校教育教学的进程,关于“停课不停学”的各项调查研究也充分显示了网络教育对高校教育教学的变革具有重大意义。有学者提出“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为传统教学注入了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活力,为学校教育教学的时空观、教学观、知识观和治理观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新”(刘振天, 等, 2020);“停课不停学”期间涌现了一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课程形态、教育服务模式和教育管理等层面的创新(陈丽, 任萍萍, 张文梅, 2021);“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4.4%)的学生期望在后疫情时代采用融合传统面授和线上教学双重优势的混合教学模式”(鲍威, 等, 2021)。因此,在进一步发展以网络教育为主要形式的面向校外提供继续教育服务的同时,探索在校内教育教学过程中引入网络教育,实现教学方法、教学管理乃至培养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是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改革第二项主要任务。该任务主要是面向校内人才培养模式的升级换代,包括:升级网络教育环境,完善服务支撑体系;推进网络课程建设,构建共建共享机制;推进教学结构重组和流程再造,改革人才培养计划,等等。为满足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必须建立相应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比如:在领导层面建立网络教育领导小组,统筹学校各部门的资源,打破部门间的壁垒;充分发挥学科、院系的力量,探索互联网时代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式的改革方案;调整教务部门职能,建立适应线上线下相结合培养模式的教学管理制度;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建立教师激励机制,等等。

(三)校内校外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著名的斯坦福开环大学计划是面向服务学生终身学习的大学改革案例,将四年的校园教育拓展为六年乃至终身,从课堂正规学习拓展为教室及各类实践场所获取知识,从先学习再投入社会到边学习边参与社会实践,单纯的校友身份变为终身参与学校各项活动的一分子等(Stanford, 2015)。虽然该计划没有涉及网络教育,但描述了大学人才培养终身化、学习时间弹性化、学习地点灵活化等未来大学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发展的远景目标。

建立学习成果认证、学分积累制度是实现学习时间弹性化的制度性保障,学生不用在固定的时间段、固定的地点完成学习任务,可以根据自我发展的需要灵活选择学习时间、地点和方式,通过学校提供的服务完成学习成果的认定,获取学分并积累学分,达到相应标准后即可视为完成学业;学生毕业后也可参与学校提供的各类学历、非学历继续教育,继续累计学分,实现终身学习的服务;面向其他社会成员提供相关的终身学习和学习成果认证服务。为实现这一远景目标,需构建完善的新时期网络教育治理结构,即政府层面需要建立完善的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学校层面需要建立专业化的学习成果认证机构,行业层面需要构建学分银行体系。

五、

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的关键制度

系统化的高校网络教育质量保证制度是学界和实践领域“千呼万唤”的关键制度。除此之外,在高校网络教育发展过程中探索的注册学习制度、完全学分制度、学分转换制度等,实施效果不尽人意,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的制度体系不够完善,或者说在传统的学校教育制度体系下无法满足各类终身学习发展的需要。因此,要实现新时期网络教育治理结构的重构,需要全新的终身学习制度体系提供基础性的支撑。资历框架制度的核心在于提供基本的标准,包括为网络教育质量保证提供标准、为学习成果认证提供标准和为学分积累与转换提供标准。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则是突破依据学习地点和学习时间作为衡量学习经历的唯一标准,以学习达到的成效作为学习经历的衡量标准,以实现对各类弹性学习时间、灵活学习地点、各类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成果的认定。学分银行制度则是为学习者提供终身积累学习成果的平台,并且通过资历框架实现各类学习成果的转换,满足学习者求职、继续深造等需要。四项基础性制度相辅相成,只有搭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支撑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结构的变革。

(一)质量保证制度

质量保证一直是高校网络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高校、社会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推出了网络教育统一考试制度、年报年检制度和个别地方开展的高等继续教育年度评估制度等。针对个别因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高校,教育部也采取了停止其招生的行政处罚措施。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也没有系统性的外部质量监测和评估体系,更没有有效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各项制度的实施效果有限。因此,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制度是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发展的“攻坚点”,尤其是面对当前六类高等继续教育办学形式融合发展的趋势,如何统筹把控2,000多所高校开展的继续教育的质量,仅仅依赖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政府必须出台全国统一的高等继续教育办学标准,明确招生、教学、评估、发证等所有环节的质量标准,委托社会第三方开展相关的年度评估工作,借助行业组织力量建立有效合理的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形成政府出标准、出规则,社会第三方执行、行业内部自律自治的新局面。

(二)资历框架制度

资历框架是用于衡量、沟通、衔接社会成员的各级各类学历、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证书(如MOOC证书)、各类业绩(如创新创业、志愿服务、文化传承、科学研究、各类奖项)等多元化学习成果的等级和通用标准,是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各种业绩之间沟通和衔接的终身教育制度性系统(张伟远, 等, 2017)。

资历框架制度不仅是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教育制度改革的一项顶层设计(郑炜君, 等, 2020),也是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的基础性支持制度,其价值体现在:第一,国家层面的资历框架制度是由政府、行业、高校等共同制定的,依据知识、技能和能力的不同划分资历等级,强调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性与沟通性,实现以政府为主体、行业为主导、高校为质量保障的多元治理格局;第二,资历框架制度立足多元教育供给,包括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等,依据社会或具体行业对人才资历的具体要求,形成明确的资历等级标准,高校网络教育参照资历框架制度确定的等级标准开展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对接不同行业能力标准或应用型人才岗位能力要求,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满足社会和行业需求,彰显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中的制度化优势,推动高校网络教育内涵式发展。

(三)学习成果认证制度

学习成果认证是按照资历框架的等级和标准,将个人在不同场所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经过评价给予认可的制度,是资历框架制度实施的关键制度。当前教育体系包括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三种类型。正规教育由政府教育部门规定的教育系统组织,以年龄划分开展,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学历教育为主;非正规教育是在正规教育体制之外,对特定学习对象开展有目标和有组织的教育活动,以证书为主,典型的是各类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培训证书等;非正式学习是在没有预定目标和没有组织的情景中,个人在日常生活、工作场所、社区、家庭等环境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建立学习成果认证制度,对个人来说能够减少重复学习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有利于制订终身学习和生涯发展的规划,激励个人终身学习。

随着我国进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广泛运用的智能时代,学习者的学习路径逐渐多元化,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学习形式。学习成果认证制度提供了质量标准,在高校网络教育内部治理中,学历教育具有系统化的人才培养方案、标准化的课程资源、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能够支撑并保障非学历教育的质量,非学历教育的学习成果基于质量评审标准,也能够与学历教育进行衔接,打破了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分层,提升社会对“教育和学习改变命运”的预期,助推社会教育公平。从外部来看,学习成果认证标准搭建起不同高校之间人才培养质量的桥梁,有利于实现高校之间在资源建设、师资发展、支持服务等方面的共建共享,从而激活整个社会教育活力,形成横向融通发展的高等继续教育体系。

(四)学分银行制度

学分银行是模拟银行的“储存-提取-转换”系统的概念,通过对学习者的学习成果进行认证,转换为统一的存储学分,并根据一定的规则支持学习者将储存的学分兑换为资历证书(张伟远, 2019)。学分银行制度是资历框架、学习成果认证制度下具体的管理制度,包含了不同的资历与学分之间的计算标准、资历与学分之间的认证标准及资历与学分之间的转化标准,各类学习成果以学分为计量单位实现认证、积累和转换,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共享,同时也支持弹性学制、自适应学习路径、多种学习场所等(吴南中, 等, 2020)。

在互联网时代,个体的终身学习通过多种学习方式进行,学习者具有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的选择权。电子课程证书、MOOC证书、开放教育徽章、纳米学位等不同类型的数字化证书应运而生,这些学习证书代表了不同的学习经历,转换为相应的学分。基于学分银行制度形成的学分银行系统,不仅能够保障学习者的学习权益,激发学习者的自主学习,也是高校网络教育治理的公共服务平台,可促进高校网络教育协同发展。此外,在高校网络教育治理中,基于学分银行制度来探索完全学分制的学习制度,改革当前网络教育的学年学分制,不仅是适应外部社会环境变化对终身学习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满足个体对灵活、多样和个性化终身学习的需求,可彰显高校网络教育学习制度的灵活性与优越性。

六、

结语

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变革是高等继续教育转型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互联网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重要方向。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双轮驱动的新定位对治理结构的调整提出新要求,既涉及高等继续教育治理大框架,也涉及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政府必须建立质量保证、资历框架、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等关键制度,为新治理结构的运行提供支撑,并以此推动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融合发展,以及高校资源面向社会进一步开放。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模式的变化,教育基本规律的变化,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将展现出更为重要的地位,进一步影响高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领域更深层次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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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陈得春,王婧. 2021. 后疫情时代线上线下学习范式和教学成效的研究——基于线上线下高校学生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J]. 中国电化教育(6):7-14.

陈进华. 2019.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5):23-39,205.

陈丽,等. 2019.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终身教育卷[M]. 第1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44-49,53

陈丽,林世员,赵宏,张文梅. 2021. 新时期高校网络教育改革创新的方向与着力点[J]. 中国远程教育(6):11-17,76.

陈丽,逯行,郑勤华. 2019. “互联网+教育”的知识观:知识回归与知识进化[J]. 中国远程教育(7):10-18,92.

陈丽,任萍萍,张文梅. 2021. 后疫情时代教育创新发展的新视域与中国卓越探索——出席“2020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大会”的思考[J]. 中国电化教育(5):1-9.

陈潭. 2017. 第三方治理: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J]. 政治学研究(1):90-98,128.

郝德永. 2020. 教育治理的国家逻辑及其方法论原则[J]. 教育研究(12):4-13.

李爽,唐雪萍,张文梅,陈丽,赵宏. 2021. 高校网络教育公众认知和态度分析[J]. 中国远程教育(8):21-30,76-77.

林世员,陈丽,赵宏,张文梅. 2021. 高校网络教育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J]. 中国远程教育(6):18-24,45,76-77

刘振天,刘强. 2020. 在线教学如何助力高校课堂革命?——疫情之下大规模在线教学行动的理性认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38(7):31-41.

王浦劬,汤彬. 2019. 当代中国治理的党政结构与功能机制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9):4-24,204.

王志军,陈丽. 2019. 联通主义:“互联网+教育”的本体论[J]. 中国远程教育(8):1-9,26,92.

吴南中,夏海鹰,姜伯成. 2020. 区域性终身学习学分银行:功能厘定、业务模型与推进策略[J]. 中国远程教育(8):7-14,76.

邬越. 2020-12-02. 高等继续教育于变局中开新局[EB/OL]. [2020- 12-02]. https://mp.weixin.qq.com/s/ziOfBbIQC39eZGvo3lksBA

谢浩,郑勤华,殷丙山. 2020. 基于回归论知识观的“互联网+教育”多元共治模式研究[J]. 电化教育研究(11):56-62.

张伟远. 2019. 国家资历框架的理论基础和模式建构[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8):28-35,45.

张伟远,谢浩,张岩. 2021. 加快推进国家资历框架建设 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2):58-62.

张伟远,谢青松. 2017. 资历框架的级别和标准研究[J]. 开放教育研究,23(2):75-82.

赵宏,陈丽,王小凯,林世员,张文梅,李爽. 2021. 现代远程教育政策发展脉络及问题分析[J]. 中国远程教育(8):12-20,76.

郑炜君,王顶明,王立生. 2020. 国家资历框架内涵研究——基于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历框架文本的分析[J]. 中国远程教育(9):1-7,15,76.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9-02-23.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2019-02-2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201902/t2 0190223_370857.html

周洪宇. 2019. 加强教育科学研究 助力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J]. 教育研究(11):19-20.

朱永新,罗晶. 2021.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教育百年[J]. 教育研究(7):4-15.

CEDFOP,et al., 谢浩,等,译. 2021. 全球区域和国家资历框架2019:理论篇[M]. 北京: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49-59.

Stanford. (2015-10-30). OPEN LOOP UNIVERSITY [EB/OL]. [2021- 08-0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mEqrMqa1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s of Education. 2021. Progress Update (March 2021) [EB/OL]. [2021-0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746/

作者简介

谢浩,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100875)。

许玲,博士,助理研究员,本文通讯作者,江苏开放大学学科建设处(210036)。

李炜,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网络教育学院(100083)。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课题“高校网络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重点课题“‘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改革与创新管理研究”(课题编号:71834002)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郝丹

2021年第11期目次

本文由: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 发布于:2021-11-12 16:05:51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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