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 校外培训之“断舍离”

聚焦 | 校外培训之“断舍离”

无证经营、虚假宣传、超纲培训、价格欺诈、收费跑路……校外培训机构之乱象,苦天下父母久已。
针对这一现象,2021年6月15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作为校外培训机构的直接监管部门。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出,要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政策一出台,便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双减”背景之下,校外培训机构究竟会经历怎样的“蜕变”呢?

断:“强监管”时代到来

长沙东塘商业街区,方圆3公里范围内,就有长沙市雅礼中学、长沙市雅礼十五中学、长沙市第十一中学、湖南省地质中学以及枫树山小学、砂子塘小学、长塘里小学等数所学校。与此同时,在东塘附近的写字楼里,生存着大大小小数十个校外培训机构。

然而,几乎一夜之间,这些培训机构大多关门歇业。曾经被校外培训广告牌占满的大楼外墙,如今“干净”多了。

毫无疑问,这是“双减”政策落地所带来的变化。

长久以来,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校外培训机构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与精力。这不仅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也引发了他们的焦虑。

“受功利驱使和资本裹挟,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偏离公益性办学宗旨,迎合不合理的社会需求,无视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抢先学、超纲教、反复练,过度开展升学和考试学科知识培训活动。”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说。

其实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要求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不得超出国家课程标准,培训进度不得超过县(区)中小学同期进度,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点30分,不得留作业;严禁组织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培训对象未完成的培训课程,应严格按照双方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办理退费;等等。

然而,乱象未停,投诉不止。

2021年7月7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有关教育培训服务的投诉56165件。今年6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对新东方、猿辅导、作业帮、学而思等十余家校外培训机构予以顶格罚款,罚金合计3650万元。

就在开出“天价罚单”的14天后,国家启动了史上最严行政手段——成立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明确这一部门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等。

仅半个月后,“双减”政策出台,明确规定严禁校外培训机构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也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

2021年9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对培训机构自编的面向中小学生的所有线上与线下、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材料提出了全面规范要求;9月14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从招用条件、招用程序、从业禁止、行为“红线”、监督检查、处罚制度等方面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建立健全相关管理机制;10月,教育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2021年修订版),进一步完善合同细节,着力解决机构资质、违规收费、退费难、卷款“跑路”、培训人员良莠不齐等突出问题。

“党中央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决策部署,要求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和对待。”解读“双减”政策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如此强调。与此同时,多位专家表示,经历野蛮生长阶段的校外培训机构,迎来了“强监管”时代。

舍:寻找转型之路

2021年盛夏,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正在经历一场“洗牌式”的“寒冬”。

教育部启动校外培训机构“营改非”工作,要求现有培训机构在完成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前,应暂停招生及收费行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紧随其后:广东省建议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有效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发生;重庆市巴南区提醒广大家长,校外培训缴费一次性不超过3个月,不再缴纳节假日、周末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学科培训费用;郑州市鼓励实施“先培训后收费”“一课一消”培训收费模式。

就在“双减”政策施行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长沙各区(县、市)共查处15起培训机构违规组织学科培训行为。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成为一条铁的纪律,留给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空间日益收紧。

随着市场的筛选,一部分培训机构退出了行业竞争,剩下的则选择转型“自救”——变更经营范围。新增经营范围涉及艺术、体育、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面向中小学生提供校外托管服务,开展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动手制作或室内娱乐活动等。

随着培训机构的减少,培训机构从业人员也纷纷为自己规划新的职业方向。有的看中了公务员考试,有的则继续尝试教师编制考试。

“90后”张行是4家校外英语培训机构的股东。受疫情和“双减”的双重影响,如今4家培训机构经营状况已举步维艰。“只能重新寻找出路。”张行记得很清楚,6月30日,他带领着一支5人团队,开启了教培行业的线上转型。

“转型面临着重重阻碍,本想开设线上授课,但随着政策不断收紧,很多网络平台纷纷下架了卖课产品。”张行坦言,面向孩子开展学科类培训,已是不可能了,再次尝试转型时,他总结国外教培经验,将目光投向了家长。

“虽然培训机构没了,但升学压力还在,家长们也挺着急的。”张行告诉记者,他们凭借培训教师课程设置的专业性,向家长提供教育咨询服务。比如针对学习进度规划、家庭教育规划、英文课程规划等进行一对一服务。“家长焦虑但又不懂规划,我们就是根据这一点,寻找目标客户的。”

在严控学科类培训的前提下,教育培训机构或可转型发力职业教育这一板块。2019年,教育部等部门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在校学生职业技能培训或许是教育培训服务新的增长点。

以浙江杭州为例,当地31所中职学校已实现了“1+X证书”培训全覆盖。目前来看,学校与教育培训机构的合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紧密合作型,通过共建产业学院等实体形式开展。证书培训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学生和企业的认可度较高。另一类是购买服务型,部分学校通过购买培训视频、试题库等服务,并承担学生考证费、教师考评员费用,实现教育培训转移支付。

离:卸下“主角光环”

“双减”政策发布以来,全国各地积极治理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也让一大批孩子回到正常的、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小规模或私人培训机构却悄悄将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或是换个“马甲”,以逃避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

长沙市民李女士的女儿刚上小学一年级,平时课外参加了二胡和画画的兴趣班,但女儿从4岁就开始上的英语培训,“双减”落地后,也并未暂停。“这是一家私人机构,就在老师家里上课。上课内容也没要求记单词,只是培养小孩子的语感。”在李女士看来,这算不上违背“双减”政策,顶多是打了个擦边球。

和李女士有一样想法的家长,其实不在少数。因而,市场上也出现了打着“家务活”“保姆”“众筹私教”等名义的变相学科类培训。有条件的家庭,更是把“众筹”变成了“一对一”,专门辅导自家孩子补习功课。一些公司老板为了给孩子补课,专门高薪聘请辅导老师来公司上班,工作内容只有辅导孩子功课,偶尔还能给客户家里的孩子辅导一下。不过,动辄几万元一个月的“住家家教”,是普通工薪阶层家庭无法企及的消费。

针对这一现象,2021年9月8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明确将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一对一、一对多等学科类培训,定义为违规行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提出,如果不能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和托管服务,培训就可能变为家长请私教,或转到地下经营,“头部”企业不再存在,小作坊式培训机构仍会蔓延。这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尽管不少人认为,“双减”政策是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一剂“猛药”,但有关专家认为,只要家长对校外培训的需求仍然存在,校外培训机构就永远不会“关张”。

那么,什么才是校外培训机构的正确打开方式呢?

“校外教育培训作为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可以配合学校教育、支持家庭教育,有其存在的必要性。”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建华认为,校外培训机构需要与学校教育区别开来,只补充学校教育的不足而不代替学校教育的工作;同时,要与家庭教育衔接起来,切实为家长分忧,特别是把家长从接送孩子、陪伴孩子中解脱出来。

教育部校外培训监管司司长俞伟跃曾在“2020在线教育论坛”上明确表示,校外培训机构要做学校教育的“绿色补充”,多关注学校产品有限、资源不足、教师负担过重等方面,比如校内资源相对欠缺的音、体、美等科目,以及着眼于学生爱国、情怀、责任等必备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培养。他还表示,要做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学科类教学方面不要替代学校的教育功能。

来源:原文刊发于《湖南教育》2021年11月B版总第1156期
作者:张晓雅

本文由:湘微教育 发布于:2021-11-24 17:35:55 阅读原文->

版权声明:智慧职教 发表于 2021年11月24日 下午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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